返回首页
观点·实践CURRENT AFFAIRS
观点·实践 / 正文
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研究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是在战争环境下,在军事、政治斗争任务远重于经济建设条件下进行的。苏区党和政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对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进行了符合苏区时势地情的制度设计,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参与,从而使之取得极快的发展,为支持革命战争,改善军民生活,推动生产发展,抵制资本家剥削和怠工以及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和组织程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合作社事业,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发展极快,成绩显著。在探索思考新时代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之时,重温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之道,汲取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探索新时代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方略。

  成功先例

  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具有股份经济的明显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开创集体经济的最早尝试。中国共产党为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出台决议和指示,为合作社经济提供制度保障,打好理论基础;加强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合作社经济提供舆论基础和组织条件;树立典型,为合作社经济确立示范效应;正确指导、及时纠错,为合作社经济确立合理的引导机制,有力地引导合作社经济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

  瑞金时期(1931年~1934年),作为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怠工、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中央苏区的合作社事业得到极快的发展,特别是1933年8月中央苏区南北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以后。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的绩效明显而卓越,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调节市场,打击了投机商人盘剥,保障了人民群众日用品的供应;成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有效形式,保持了“党与农民群众的连锁”。中央苏区合作社经济建设,开创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先例。毛泽东等同志不仅认识到领导方法的重要性,并通过科学的领导方法带领中央苏区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

  理论说明

  (一)合作社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有合作社,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合作社,也即合作社组织可以是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苏区建设合作社组织的性质主要不取决于合作社本身,而是取决于合作社所存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由于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组织即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禁止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加入合作社,并且苏维埃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节制资本,因此苏区内的合作社就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弄清楚合作社的性质,才能明确其办社方向、经营方针,才能有效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二)合作社的任务与作用。总的来说,合作社组织是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抵制资本家的剥削和怠工,保障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有力武器。具体而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指出,消费合作社要便利群众贱价购买日常所用之必需品,以抵制投机商人之操纵;生产合作社要制造各种工业日常品,以抵制资本家之怠工;信用合作社要便利工农群众经济周转和借贷,以抵制私人的高利贷剥削。这些都表明在提高整个苏维埃经济状况和改善劳苦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合作社的发展所起的主要作用。明白合作社的任务与作用,才能激起党政军群各机关的高度重视、工农群众的热情参与以及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光荣感与事业心。

  (三)合作社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革命战争的激烈推进,使经济建设成为苏维埃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合作社则是苏区经济建设中最主要的群众经济组织,是最基本的改善群众生活的组织,并且也是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经济建设的最适宜的组织。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合作社的发展无疑将成为苏区经济发展的枢纽。” 认识到合作社在苏区经济建设中地位的重要,就找到了苏区发展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对外贸易的抓手,动员、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投身经济建设广阔战场的路径,因而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并致力于发展合作社。

  制度设计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提出,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及改良劳动群众必需品的供应,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给予财政的协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将一部分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这个规定表明苏维埃政府“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的理由、态度以及基本政策;从法律的角度告诉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怎样对待合作社,并且给工农群众和合作社职工吃下“定心丸”。

  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经济政策之原则,于1932年4月12日颁布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条例明确了合作社的法律地位、阶级属性,规定了合作社的类型、标准、社员权利及入股限制以及合作社登记注册等事宜。从而在法律层面规范了合作社的组织,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

  中央苏区一些地方和临时中央政府一些部门,依据上述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拟订了不同的合作社组织规章,以便各方具体操作。如江西一地订有《消费合作社简章》(1933年3月19日),全文分为“名称”“宗旨”“基本金”“组织”“义务”“权利”“规律”七个部分21条。从文本可以看出,这个简章显然比较粗糙,是个实验品。中央财政部也根据《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并参照苏区早期的合作社办社经验,编写了《合作社工作纲要》的指导性文件。内分“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的原则”“红利之分配”“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组织合作社之手续”等10个部分。这些规定为各地组织合作社并开展经营业务,处理红利分配,承担社会义务,接受政府帮助指导,提供了基本遵循。1933年6月,中央国民经济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央苏区合作社运动大发展,编写了《发展合作社大纲》的指导性文件。大纲就“发展苏区国民经济与建立合作社”“合作社的意义和作用”“合作社之种类”“合作社的组织系统”“我们怎样来办合作社”等方面做了详尽解释,具有实用价值。

  在总结各地举办合作社的初步经验后,为了进一步统一规范合作社的组织程序与形态,提高其民主科学的管理水平以更好达成使命,临时中央政府责成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研究制定了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标准章程,下发各地参照实行。《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共36条,分别对合作社的宗旨、定名、社员、股金、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利润分配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消费合作社标准章程》共39条,基本结构与《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相似。但有一条规定别有新意,即“当地政府必要时可认股参加,但政府只有一普通社员资格,无任何特权”。由此可见,苏维埃政府虽为合作社的领导者、支持者,但其入股更多是出于扶持,也只取得普通社员资格,并无任何特权可以操纵或索取。章程的这个宣示,无疑有助于群众对工农政权的拥护,有助于合作社的发展。

  1933年12月17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大会以决议方式,明确目前消费合作社的中心任务为:密切联系战争动员工作,改善合作社的营业;加紧对社员及群众文化教育工作;健全合作社组织和加强经常工作;加强总社对分社的领导;提高合作社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培养商业干部;开展反倾向斗争等项。其中,反倾向斗争落实到“用力打击消极怠工和消极腐化的现象”“严厉纠正在发展合作社过程中的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 与通常理解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截然不同。显然,这些中心任务都是为着合作社的健康稳步发展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际措施

  (一)注重宣传动员,坚持自愿原则。中央苏区的每一项群众性工作,都建立在让群众充分了解、自愿参与的基础上,组织合作社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包括发展合作社在内的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生活,增加斗争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发展合作社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他还强调,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即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或命令主义。“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因此,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的布告中,首先解释组织粮食合作社的做法与好处,指示各级政府的负责同志“更应该负责把粮食合作社的意义和作用,做最普遍深入的宣传,领导群众,帮助群众,使每一乡至少要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中央苏区各地发展合作社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也表明了宣传动员群众的重要性。中央国民经济部为建设瑞金模范县,于1933年秋组织了3个工作团分派到各区帮助工作。到下肖区的工作团在官田乡召开了有3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作团刘景升“报告合作社的伟大作用和意义后,大家都热烈的发言讨论,结果当场发展了社员28名,股金29元,这充分证明了广大的劳苦群众对于合作社的兴趣和迫切的需要”。壬田区消费合作分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能够以冲锋竞赛的精神,向工农群众做广大的深入的宣传,使群众了解怎样去抵制投机商人与富农剥削来踊跃的加入合作社”。而永丰县在发展粮食合作社过程中,因为前两次动员都未能使群众了解其意义,最终在第三次动员后才使群众接受。

  (二)领导高度重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各级政府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把发展合作社的工作和发行公债、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一起,“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 还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去动员它的会员群众发展合作社。稍早前,中共中央就在一份决议中指出,“为着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及进一步的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党及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合作社运动之开展是这个战线上的主要的一环。”

  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这一决议,在检阅了全省1933年6、7两个月发展粮食、消费合作社的情况后指出,粮食合作社的基础还很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与50万个社员50万元股金的目标相差巨大;发展消费合作社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运动,有的消费合作社的组织还是“私人集股商店”,尤其是还没有建立全县以至全省的消费合作总社。为此,要求尽快在每乡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一个消费合作社,并各要有社员50万人,股金50万元,在粮食合作社储备粮食30万石。

  (三)加强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合作社提供舆论基础和组织条件。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先后召开大规模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和北部11县的经济建设大会,推动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从这年6月中央国民经济部致函各省苏、县苏、区苏主席团同志及国民经济部负责同志,布置关于召开经济建设大会的准备工作到大会正式召开,历时两个来月。其中准备工作就有对合作社的统计要求,包括:现有合作社的数目及其组织情形;社员多少,股金多大;营业状况及群众对合作社的信仰如何。经过会前的调查统计,大会对进一步发展合作社事业做到了心中有数,减少了盲目性。当年8月12日至15日,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举行。来自瑞金、兴国、上杭、长汀等17县的县苏和区苏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县苏和区苏副主席以及各省苏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省苏副主席等400多人与会。大会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林伯渠、吴亮平的报告后,通过决议要广泛地发展合作社运动,并确定了几项具体工作任务:建立江西福建两省的省消费合作总社,并设省总社商店,于9月间开始营业;改组各级消费合作社,于9月底前一律改组完毕,建立县总社与省总社商店;合作社的登记工作,于会后1个月办理完毕;发展社员与股金,各县充分完成中央苏区8、9、10三个月发展50万粮食合作社社员,50万消费合作社社员的规定数目;各级合作社立刻筹备对于社员的文化教育设施。大会还订立了竞赛条约,举行革命的比赛,比赛内容有一项就是发展合作社。

  (四)搞好合作社自身建设与经营,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中央政府颁布的合作社标准章程,已然指明了合作社自身建设的内容与途径。如对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可确保合作社民主管理与专职经营、专职监察相结合,互相制衡。而对合作社日常管理、经营者的选择、使用,则是合作社自身建设中的关键。总的来说,应当选择有觉悟、有文化、肯吃苦、肯用心、能负责、敢担当的人来做合作社的事。

  各地消费合作社围绕服务革命战争、服务群众生活,积极拓展经营范围与渠道。一面采购满足群众需要的日用品供应社员和非社员,一面收购群众的农副产品支持外贸部门出口;一面为社员提供各种便利,一面对红军家属对社会尽心。从而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上杭才溪区消费合作社销售的商品中食盐占70%,布匹占20%。这些货物都是利用妇女到白区去采买来的。瑞金壬田区消费合作社不仅开了两个商店,办了很多货供应社员和非社员群众,还请了3个医生坐堂,替社员和群众免费诊病。各地消费合作社还从盈余中拿出钱来支持办学校、办俱乐部,受到群众欢迎,使社群关系更为密切。他们还经由募捐、节省、认购公债等方式,直接以现金支援红军战费所需。

  (五)各方协力,循序渐进,稳步发展。中央苏区发展合作社,除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起领导、主导作用外,还强调要发挥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形成合力,以造成发展合作社运动的热烈景象。各群众团体积极行动,予以配合。经济建设大会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提出职工会8月份的战斗任务中,要求“动员每个会员,都去加入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及农具生产合作社,并以自己的模范去领导贫农团及一切劳苦群众踊跃购买公债,加入各种合作社”。

  中央苏区合作社的组织,一概由村、乡而区起步的,这有地近、人熟之便,做起来较为简易可行。然而,随着形势发展和军民所需,这些基层合作社无论在实力还是经营、管理、服务上都适应不了。为着合作社的发展,必须集中合作社的各种资源与领导,把零星散漫的合作社逐渐统一起来联合起来,组成从中央到省县区乡的领导系统。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决议就提出,要建立江西福建两省的消费合作总社以及设立总社商店;各县要按当地消费合作社的实际情形,查照合作社的组织系统,立刻进行改组,建立县总社与县总社商店。这些工作都要求在1933年9月底以前完成。经过各方努力,到次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苏大”)召开时,已有17个县消费合作总社和两个省消费合作总社。“虽然我们各总社的领导还是不强,但这一组织的整顿,领导系统的建立,对于合作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了极大帮助。”

  (六)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出对策。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兴国古林村消费合作社是中央苏区较早兴办的合作社,1930年李奎应等靠着打土豪时留下来的100多块银圆做本钱开始办货,后来发动群众集股,越办越好。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来到已迁至上社区石门乡燕子窝村的古林村消费合作社,调查了解它的创立和发展过程,称赞它为兴国“全县合作社运动的首创,又办得最好,是个模范合作社”。1933年8月,已是兴国县消费合作总社主任的李奎应,在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介绍了办消费合作社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这年11月,毛泽东到兴国长冈乡做调查,在调查会上又问各个乡的消费合作社是什么时候、怎样办起来的,合作社如何接济群众等。二苏大召开前夕,李奎应奉命提前一周赶到瑞金,向毛泽东汇报兴国县办消费合作社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表彰了长冈乡与上社区消费合作社,并号召“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消费合作社”。

  二苏大后,已是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专门撰文阐述苏区合作社运动的状况和今后的任务。他指出,中央苏区的合作社运动取得了不只数量还有质量上的很大成绩,同时也有种种不足。今后要把合作社运动提到更高的地步,使之“成为更尖锐的反对投机商人与富农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改善工农群众生活的帮手,“在供给分配的战线上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骨干力量,“工农群众的有力的教育组织”以及“党与农民群众的连锁”。

  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寿昌,根据他对合作社性质、任务、作用的理解,结合他在闽粤赣苏区开展合作社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也对发展中央苏区的合作社事业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中,加强党对合作社运动的领导,纠正忽视和空喊的不良现象;苏维埃政府既要大力帮助合作社,又要加紧对合作社的监察和统制,同时纠正下级政府妨碍合作社工作的错误;合作社应改变单一经营方式,坚持获利原则,保证群众化管理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任弼时思想生平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赣南师大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原健凇
相关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