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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荒”的原因及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贷款需求指数呈现回落;票据转贴现收益率持续走低,7月末时点甚至创出新低;与此同时,国内债券收益率也自春节后持续下行超过6个月,收益率水平回到历史较低分位数。鉴于此,有关新一轮“资产荒”的讨论再度浮出水面。

  出现原因

  关于“资产荒”,更准确的提法应为符合标准的合意资产不足。其背后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金融机构的可投资资金相对充裕。在量的方面,表现为资金可获取性高且来源稳定;在价的方面,表现为资金的成本相对较低。其次,在资金较为充裕的背景下,金融机构无法找到足额的、收益率和信用等级均符合要求的合意资产进行投资。体现在:信用等级符合要求的资产,收益率偏低;而收益率符合要求的资产,信用等级又不符合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再次,在同业竞争的压力之下,金融机构普遍不愿意缩表和缩规模,宁愿暂时忍受资产、负债两端利差的收窄甚至倒挂,也要在稳住客户基础、负债规模或受托管理规模的前提之下,积极为资金寻找投资出口。

  (一)发展脉络。以商业银行为例,一轮典型的“资产荒”发展脉络如下:首先,资金面持续平稳偏宽松,短端资金利率较低,信贷额度较为充裕,商业银行将暂时无法通过信贷投放出去的资金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短期融出或存出同业存款;此时贷款需求初显疲弱,商业银行无法确定贷款需求的走弱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在不缩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将不能投放出去的资金暂时以转贴的方式买入短期限银行承兑汇票;若贷款需求持续疲弱,商业银行可能将部分原本划拨给贷款的风险资产额度挪作增加债券投资,只要政府类债券供给不明显上升,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债券收益率将明显下行。发债成本的不断走低,使得资质较好的企业要求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的合意资产收益率持续下行,而负债端成本下行有限,利差持续压缩,陷入“资产荒”的不利局面。(见图)

  (二)本质原因。“资产荒”出现的本质原因是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的不足。这里的有效融资需求,并不泛指全社会的融资需求,而是指那些还款能力能够被较为准确识别、测算的借款主体,通过借入银行信贷、发行债券等途径进行的融资需求。与有效融资需求低迷相伴随的经济增长同样不会强劲,而央行此时更需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全社会的信用扩张在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推绳子”式的尴尬境地,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不畅,导致宽货币与紧信用共存。无法有效进入到实体经济的资金会暂时淤积于金融市场,并不断推低存量资产收益率,从而导致合意资产愈发稀缺。

  (三)演变路径。根据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的变化类型,“资产荒”的后续发展可能产生三种不同的演变路径:第一条路径是经济增长动能转为上行,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上升,货币政策边际收敛,信贷供给收紧,供求达到新的平衡点,利率水平上行。第二条路径是经济增长动能平稳或略微向下,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维持低位,总量变动不大,但结构上可能发生行业的切换。货币政策也保持平稳偏宽松的状态,金融机构通过调整信贷投放方向、扩大客户范围、降低贷款定价等方式扩充合意信贷投放规模。同时,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也有所下行,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在新平衡点,全社会的资金利率、信贷利率、资本回报率都将下行,金融机构也可以获取较为稳定的正利差。第三条路径是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也连续收缩,如果缺乏有力的刺激政策托底,此时经济易陷入通缩,可能出现“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经济主体可能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结果类似于日本经历的“失落二十年”。

  (四)案例回顾。2016年商业银行面临的货币金融环境是“资产荒”的一个典型案例。从数据来看,如果分别以M2和社融存量的同比增速作为货币增速和实体经济信用扩张的标志性指标,那么2015和2016两年是典型的“宽货币+紧信用”组合,因为这两年中M2与社融存量同比增速之差最大。从贷款需求看,自2015年初以来,贷款需求指数震荡下行,相对充裕的资金无法顺畅地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实体经济,暂时性地淤积在金融市场。上述情况自2015年就开始出现,但由于当年债券市场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金融机构通过债券投资赚取了丰厚的资本利得,足可以覆盖其资金成本,因此,直到2016年,债券收益率已经下降到历史较低水平,不能够再提供丰厚的资本利得,同时贷款需求在前三个季度也并无起色,资金价格在2016年10月中旬前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银行面临着合意资产缺失的困境,才出现关于“资产荒”的讨论。

  2016年“资产荒”的后续演化类似于第一种路径。当年,全球经济出现小的共振式复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逐季走升,货币政策于8月边际收敛,有效贷款需求也于第四季度上升,资金供求达到新平衡,“资产荒”的局面被扭转,债券收益率、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均在当年第四季度上行。

  本轮分析

  2021年二季度开始,国内出现了新一轮“资产荒”的迹象。2021年3月份开始,资金利率平稳较低,但国内社融和贷款存量同比增速持续走低,贷款需求指数自一季度冲高后,二季度迅速回落;作为贷款需求下滑的佐证——票据利率持续下行。特别是自4月末开始,每个月末的1个月期和3个月期票据收益率都发生陡降,7月末和8月末甚至降到了1%以下,与资金利率发生严重倒挂,显示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贷款需求不足的现象。债券市场方面,债券收益率也自春节后持续下行超过6个月,回到历史较低分位数。根据上述观察,“资产荒”的典型特征再现,商业银行正面临新一轮“资产荒”的冲击。

  但与前几次相比,本轮“资产荒”出现的原因略有不同,主要可以总结为两方面:第一,本轮贷款需求的下滑,并非源自企业融资需求的内生性回落,而现阶段可能主要源于监管政策“有保有压”调控之下部分企业融资需求的被动收缩,被“保”领域的融资需求无法填补被“压”领域的融资缺口,导致总贷款需求下行;第二,政府类债券发行总量收缩,节奏偏慢,也造成了债券供给的下降。具体分析如下:

  (一)政策“有保有压”对融资需求的影响。今年以来,商业银行对两类传统融资需求大户——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称为城投平台)的信贷投放被严格约束;而对于政策鼓励的绿色、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等领域,商业银行还需要持续探索、完善新的业务模式和风控模型。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可能暂时出现新兴领域贷款投放无法完全填补房地产、城投平台腾出的需求缺口的情况,使得商业银行面临结构性“资产荒”的局面。对于房地产和城投平台融资需求缩减规模,我们进行了粗略估算:

  1.当前房地产和城投平台的存量和增量占比。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之下,房地产和城投平台融资是总融资规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存量占比看,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房地产贷款余额约占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27.37%。同时,A股上市银行数据显示:2017~2020年,35家上市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房地产对公贷款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之和)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布在29%~33%的范围内,5年均值约为32%。如果将商业银行发行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RMBS)还原计算,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将进一步上升。根据wind资讯的统计,2016~2020年,城投债存量约占到信用债存量(除金融机构债券外)的36%,占比较高。

  从增量占比看,据央行披露,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约为26%。根据wind资讯统计,2016~2020年城投债新发量占全部信用债新发量(剔除金融机构债券)的年均占比约为28.8%。

  综上,不论从存量占比还是增量占比来看,房地产和城投平台二者合计融资占比均较高。

  2.不同情景下的融资需求缺口测算。第一,贷款融资缺口测算。假设2021年全年贷款增量与2020年持平,保持在20万亿元左右,依据房地产贷款增量占全部贷款增量占比的不同情景测算,2021年房地产贷款少增量可能分布在1万亿元至1.8万亿元之间。

  城投平台类贷款并无权威的公开统计数据,但从wind口径城投债发行占比超过28%以及存量占比超过35%来看,其贷款增量占全部贷款增量的占比可能不太低。在对2021年全年贷款增量与2020年持平(约20万亿元)的假设下,城投平台贷款增量占比下降1至8个百分点之间,将拉低全年贷款增量0.2~1.6万亿元。

  粗略估算,房地产和城投平台企业的融资收缩可能对2021年全年的贷款增量带来约1.2~3.4万亿元级别的融资需求缺口。

  第二,债券融资缺口测算。根据wind行业分类,2021年前8个月,房地产行业信用债余额较年初下降619亿元,同比下降791亿元;城投债余额较年初增加1.37万亿元,同比下降1107亿元。两项相加,房地产和城投平台在2021年前8个月境内债券融资量同比少增约1,900亿元。

  第三,非标融资缺口测算。今年以来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持续萎缩,1~8月社融项下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累计下降1.13万亿元,同比多下降5,440亿元。

  综上,假设债券和非标的缺口年内不再扩大,贷款、债券和非标三项相加,2021年房地产和城投平台的融资收缩有可能接近1.6~3.8万亿元左右,中性预测下需求缺口约为2.7万亿元左右,需要其他行业予以填补。

  (二)政府类债券供给下降。2021年前8个月,国债累计净融资8,471亿元,同比下降 1.1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累计净融资2.81万亿元,同比下降9,822亿元。两类债券合计的累计净融资量同比下降2.15万亿元。前8个月政府类债券净融资量的下行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类债券发行节奏偏慢;另一方面是政府类债券全年供给总量同比下降。从全年来看,根据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计算,2021年,政府类债券净融资额可能较2020年下降约1.3万亿元。政府类债券供给下降,不但降低了以商业银行为主的机构类投资者的可投资债券量,也减少了政府类债券发行对资金面的抽水效应,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本轮商业银行的“资产荒”。

  (三)下阶段“资产荒”趋势展望。我们判断主要有两个方面:

  1.货币信用传导框架发生新变化。与此前不同,本轮“资产荒”出现于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之下,是政策“有保有控”的引导之下出现的方向性、趋势性的变化。以往的货币、信用传导框架可能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此前的货币、信用传导链条都是发端于货币端,通过调节货币总闸门的松紧传导至信用端,以最终控制信用端的松紧。在传导机制顺畅的条件下,紧信用必先紧货币,松信用必先松货币。但当前双支柱框架下,鉴于资金继续流向房地产和城投平台的道路被严格管束,那么紧信用未必伴随紧货币。为了支持普惠、小微、民营等重点群体,货币有可能较长时间内维持合理充裕,也就是说,宽货币与信用层面“有保有控”共存的局面可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相应地,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环境和金融约束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 “资产荒”终将化解。新阶段呈现的货币信用条件并不始终等同于“资产荒”。短期来看,宽信用有望发力。自8月份开始,地方债和国债发行开始加速,今明两年跨周期政策预计也可以有效衔接,财政政策对信用扩张的托底可能在边际上有所加力,会部分增加债券供给和贷款需求。同时,央行将在2021年9月至12月之间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此举也会对宽信用起到积极的助力作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商业银行“资产荒”的现象有望部分得到缓解。长期来看,商业银行不能再寄望于限制政策后续的放松,而应尽快调整贷款结构,逐渐摆脱对房地产和城投平台两大类融资主体的过分依赖,在政策鼓励的领域内找到新的贷款增长发力点,将贷款结构调整至与经济结构适配性更高的水平。综合上述分析,本轮“资产荒”的破解,较大可能遵循前文所说的第二条路径。

  应对策略

  当前,商业银行应主动求变,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变政策“要我做”为自发“我要做”,这既是落实宏观政策的客观需要,更是增强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观需求。

  (一)紧扣实体经济脉搏,主动调整贷款结构。开展贷款结构调整离不开风险、授信审批、法律合规等中后台部门的专业能力支撑,特别是要运用好金融科技的手段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持续跟踪、评估和修正;要理顺内部协作机制,前、中、后台齐发力,在一定的容错空间内,闯出一条新路。

  第一,全力开展绿色信贷业务。2020年“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彰显了我国加速推进绿色转型的坚定决心。有市场机构预测,到2060年,我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将达上百万亿元。商业银行应加强前瞻性的研究和布局,并利用好自身的客户资源,充分挖掘客户需求,不局限于单一行业和企业主营业务,而是着眼于实际资金用途支持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第二,着力开展普惠小微金融服务。普惠小微业务的开展对商业银行而言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考验商业银行服务长尾客户的方法和能力。深耕普惠金融,需要商业银行摆脱垒大户、重抵押的传统思维禁锢,专注于对资金流、物流的调研与跟踪,从而开发出批量获客的场景和渠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普惠业务是最能考验商业银行对商业模式、商业环境的敏感度、判断力以及对金融科技创新和运用能力的领域。普惠金融也是商业银行助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载体。二是比拼商业银行挑选和扶持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能力。只要眼光准,现在的“小巨人”具备成长成为“新龙头”的潜力。第三,大力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现乡村振兴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在乡村振兴这片广阔蓝海开疆拓土。第四,尽力做好制造业的信贷供给。制造业作为传统行业,商业银行对其贷款模式已经运用得较为成熟,但前几年在经济周期涨落的影响之下,制造业贷款的不良率出现过明显上行,可能部分银行还心有余悸。但应看到,经过几轮周期的洗礼,还留在行业内的企业已经较为成熟稳定,部分企业已经具备国际领先技术优势和牢固的市场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的创新和突破对于我国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应持续做好制造业企业的信贷供给,为我国产业链升级提供金融助力。第五,倾力做到个贷业务的多元化发展。逐渐改变住房按揭贷款单品独大的局面,多元化发展个人经营贷、消费贷、信用卡、助学贷款等品类,多元化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业务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二)扎实开展研究分析,精细配置业务资源。“资产荒”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的是息差缩窄的现实。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未来数年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整体也将趋于减速,“以量补价”的空间逼仄。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分析,持续跟踪经济和金融走势,更精细化、更灵活地进行业务资源的分配和动态调整,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大效能。一是做到配置不足时交易来补。当观察到贷款需求系统性下行时,商业银行可迅速将风险资产额度配置到债券投资,通过债券的波段交易获取资本利得收益,以弥补利息收入的不足。在贷款收益率下行至阶段性底部时,可提前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出低收益率资产,为新发放贷款腾挪额度。二是更加重视负债与资产的匹配能力。稳定、低成本的结算性存款是商业银行必须要抓牢的负债“基本盘”。此外,市场化负债的规模和定价是商业银行需要根据形势进行调整的主要品种:规模上,应根据资产业务的开展情况进行阶段性的扩张或收缩,力求更精细化贴合资产业务规模的涨落;定价上,短久期品种随行就市,而长久期品种需要提前规划,并做好择时。

  (三)表外表内并重,满足客户需求。结构性“资产荒”终究可以化解,但规模扩张的约束和息差的不断收窄将是商业银行未来长期面临的问题,走轻型化发展道路是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借力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拥抱打破刚兑后大财富管理市场的广阔前景,商业银行在财富管理、综合融资、资产管理等相互贯通的赛道上依然面临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一是应打造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能力。一方面要充当“策略超市”,提供专业的大类资产配置建议,并研发专注于不同风险偏好和收益目标的“集成式”投资组合,方便客户“一键式”直接选择;另一方面要成为“产品超市”,提供品类足够丰富和细分的产品货架,给予客户充足的挑选空间。二是借力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根据企业客户所处发展阶段和实际的金融需求不同,实施投贷联动、表内外联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联动等组合模式,打造一体化的综合融资体系,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 (制图 张乐)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