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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破解“三农”难题的新范式

  摘要:

  科技平台做大做强城乡统一市场的重要方向之一,在于塑造优质品牌、实现品牌引领。只有重视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在最短时间内降低交易双方的信任成本和沟通成本,加速城乡生态融合。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截至目前,中国尚有5.1亿人生活在农村,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80%(发达国家水平),农村人口仍将在3亿左右。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只有不断探索新范式、新方法破解“三农”难题,才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和各项生产要素的价值贡献,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助力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破解三大难题

  (一)农村人口巩固脱贫成果、特别是持续增加收入难。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仍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大体相当。长期以来,由于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通过就地就近就业致富的渠道较少、难度较大,到东南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务工成为实现家庭增收的主要途径。据估算,中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9亿,其中95%以上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多国抬头,地缘冲突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然高发,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一定冲击,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难度加大。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向型经济和大型城市所能承载的新增劳动人口受到压制。数据显示,2022年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高于去年同期0.9个百分点,与2020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16岁到24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18.4%,连续数月创下历史新高,且达到整体失业率的3倍左右。从户籍情况看,外来人口的失业率达到6.6%,近期上升幅度远大于本地户籍人口。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如以新冠肺炎疫情前五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推算,2021年农民工总量与假定没有发生疫情的趋势值之间存在600万以上的差值,即能够进城务工的增量部分明显减少。

  事实上,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全面实现复工复产,各地交通、物流恢复通畅,外地农民工数量增长也将逐渐趋缓。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由2008年的47%上升至2021年的65%左右,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已进入后期;以制造业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以往劳动密集、附加值较低的出口加工企业正在向越南、印度等土地和用工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伴随全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农村留守群体已经深度老龄化,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队伍也已出现持续较快的大龄化趋势,3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46%降至2021年的21%,同期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从11%上升到26%。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农村人口去向哪里,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的增收致富路径,成为摆在乡村振兴工作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二)农村地区改造基础设施、特别是构建数字化基础设施难。乡村振兴离不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有力支持。近十年来,中国乡村加速基建“提档升级”,绝大部分的乡村完成道路硬化,超过97%的乡镇建起快递网点,99%的行政村实现“4G通信网络、光纤双覆盖”,现有行政村、脱贫村的通宽带率达到100%,基建改造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应清醒认识到,相较于信息时代更快的网络升级迭代速度,部分农村、偏远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与日新月异的智能城市建设相比,目前乡村地区的数字化、智慧化还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特别是5G通信网络覆盖率低,无法满足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边缘计算等对网络基础环境的需求;由于本地数字化能力的不足,部分地区乡村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前期工作尚未完成,个别号称建成的数字化平台沦为“晒太阳”工程,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

  缺乏数字化基础设施可能导致城乡、区域之间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拉大,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剧“虹吸效应”,即基建越弱,经济越落后,人才和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越有可能外流,进而投入数字化基建的资源就越少、能力就越低,出现“数据鸿沟”不断拉大的恶性循环。二是在农村、偏远地区,人们难以享受到在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常见的数字化及离线服务(比如苏浙沪的“包邮”服务),其成本更高、效益更低、体验更差,形成了显性和隐性的“数字歧视”,弱化了农村人口参与数字经济、享受数字服务的能力和意愿。三是由于农村、偏远地区的数字化服务供给更少、选择有限,形成了对特定形式、已有企业的“数字依赖”,在封闭市场条件下加固“强者恒强”的失衡格局,不利于融入更加统一、开阔的数字市场和推动数字化服务升级。

  (三)农村产业发展、特别是与城市需求有效对接难。从“小而散”迈向“大而强”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中国多数农村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数字化在全流程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低。这主要表现在:在农业生产环节,由于单位种养殖规模普遍较小,逐家、逐户发起数字化改造的成本高、见效慢,农民自发投入数字化改造和应用数字科技成果的能力低、意愿差;在加工、物流、销售等后续环节,受制于地理条件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覆盖半径,往往存在对既有模式的路径依赖,产业生态较为简单,产业融合相对初步,难以进一步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同时,正由于对下游的认知局限,农民难以在大市场和同质化竞争中找准定位,根据终端需求调整生产计划、提高生产质量和改善配套服务,从而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影响产业做大做强。

  应当看到,与城市终端消费需求不断变换的“风口”相比,农业生产的周期很长,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大,造成农业生产者、经营者在理念上更加保守,如果不能看到、摸到具有较高确定性的市场机会,往往难以进行大量前期投入。其对远方、特别是城市社会关系的相对陌生,更使其难以在建立人际信任之前,建立规模化的外部商业合作。同样,由于商业模式尚未形成,内部没有看到实惠和凝聚共识,其也难以有效整合本地优质、特色资源(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旅游业等),投入更多财力、物力和时间精力用于改善本地的基础设施,从而使其产业升级长期停滞不前、难有突破。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激发科技平台价值贡献

  (一)科技平台可以成为吸纳农村劳动人口的“就业稳定器”。科技平台带动就业,是增加农村人口家庭收入、防止致贫返贫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的行业实践看,平台就业以其进出灵活、多劳多得等特点,发挥着就业“稳定器”的作用。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近2亿,科技平台带动电商卖家、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和短视频博主等规模过亿,其中就包含有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根据头部网约车平台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年末,在其平台上取得收入的网约车司机超过3000万,其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占比超过六成,建档立卡贫困司机达35.3万。平台调研显示,50%以上的司机是家庭主要就业人员,31.5%是家中的唯一就业人员。此外,司机群体中超过七成有家庭负债,八成以上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九成以上要赡养老人。正因如此,近七成司机认可目前的工作,这在受疫情冲击后的2020年和2021年尤为明显。头部外卖平台的调研数据也显示,78.9%的骑手为农村户籍,送外卖成为这一群体走入城市生活的职业生涯“第一站”。可以说,伴随中国制造业发展更趋高端化和智能化,以科技平台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型服务业异军突起,正在接棒成为吸纳进城务工人员的重要蓄水池。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平台不仅能够带动农村人口外出就业,还能愈加显著地带动农村人口的本地就业和就近就业。

  展望未来,科技平台带动农村就业仍然富有潜力。比如伴随电商平台持续推进“渠道下沉”战略,线上零售正在深入农村市场,其所配套的仓储、物流、售后服务等环节衍生出大量本地化的用工需求;伴随线上餐饮、出行等本地生活服务由核心城市向更多下沉市场进行延展,原本只能“拉私活儿”或者小范围存在的农村闲散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加盟平台来扩大服务范围、增加经营收入,实现更加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展;在日益丰富的产业生态中,不仅青壮年劳动者可以在外出就业和本地就业之间拥有更多选择权,原本只能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年人群体也能更多投入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有价值劳动,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源的更加充分、合理利用。此外,与过去进城从事建筑、装修和制造业时常常遭遇老板欠薪、跑路等情况相比,进入平台就业基本上可以实时取得收入,且劳动过程清晰、透明、存在正向激励和较为成熟的争端解决机制,农村人口在平台上“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无疑具有更加突出的吸引力。

  (二)科技平台可以成为加速数字红利下沉的“科技转化器”。凭借自身的网络效应,科技平台有能力在广袤的下沉市场、农村地区形成数字经济的规模优势。比如要求个体农户、农村经营者主动探索先进科技的成果转化显然是高成本、不现实的,但依托科技平台发展智慧农业则大有可为。过去几年中,多家头部科技平台深入“智能养猪”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可以基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建立养猪场环境监测和控制系统,通过优化各项参数增加肉食产量、缩短养育周期、减少病害和降低人工成本;可以基于区块链技术紧密追踪在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各环节的操作过程,强化问题溯源和责任认定;可以基于生物识别技术实现“猪脸识别”,建立养殖保险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等。科技平台推动相关行业实践,客观上也可以帮助农民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获取更多种养殖技术、经验和市场信息,增强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科技平台促动数字红利下沉,还体现在以平台从业者为核心的向外扩散。比如过去进城务工人员在进入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与其还在家乡的亲友联系较少,难以将在发达地区习得的数字技能分享回农村地区;当其成为平台从业人员后,不仅可以借助平台场景、流量和技术更好地实现信息扩散,还可以在返回本地就业过程中快速带动更多亲友加入平台生态。头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涌现出7023个淘宝村,连续四年增量在1000个以上,在经历十余年高速发展的基数上,仍然实现了近30%的较高增速。相较于铁路、公路等传统基建改造,此类“新基建”和“软基建”不仅能够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场景、技术和资金,还能在农村地区凝聚数字化发展共识,往往在改变生产条件和营商环境过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三)科技平台可以成为推动城乡生态融合的“市场连接器”。科技平台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将市场供需以“最短路径”直接联结,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和市场效率。近年来,科技平台在供需两端助推数字化运营,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逐步打通城乡要素循环、推动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在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服务)下乡”双向循环机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农村客运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可以实现现有小客车的打车线上化,便利村到乡、乡到县、县到市的出行需求,缩短农村同外界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农村电商可以更好地连接城市生活所需与农村地区的优质供给,有助于农户专注生产、降低营销成本、免受市场波动的冲击,显著提升劳动技能、意愿与风险抵御能力;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加安全、绿色、健康和具有一定特色的农副产品选择,实现供需两端的互利双赢。

  科技平台做大做强城乡统一市场的重要方向之一,在于塑造优质品牌、实现品牌引领。农业生产、经营者走出农村,面对的是并不熟悉的广阔市场;同样,城市居民在电商平台上选购商品,面临的也是琳琅满目的海量选择。只有重视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在最短时间内降低交易双方的信任成本和沟通成本,加速城乡生态融合。在此方面,科技平台可以借助“直播带货”等手段,以“网红效应”、人际信任为基础,扩大品牌传播,建立初期产品信任;还可以通过平台规则约束、健全双方打分互评等正向反馈机制,让优质、进取的农村品牌脱颖而出,并反向定制更符合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创新和健全体制机制

  (一)破除要素流动限制,引导数字经济新就业健康发展。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市场化配置范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基础。在科技平台涉入的多个行业,仍然存在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约束条件。比如一些地方存在保护主义,禁止、限制外部平台在本地展业或为此附加各类不合理要求。在数字经济新就业领域,一些城市为平台就业机会设定了本地户籍等门槛要求,这些要求与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内容、安全性等并无直接联系,既不利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各类困难群众借助科技平台获得就业和收入,也不利于激活平台生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潜力;在一些条件下,已沦为城市管理者“以罚代管”、寻租套利的手段和工具。

  必须指出,破除要素流动限制绝不是让资本无序扩张,也不是对灵活就业、特别是数字经济新就业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相反,其目的在于激励平台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保障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比如可以给予平台劳动者在决定工作时间和空间上的更多自主权,使之能够兼顾增加收入、休息和照料家人;可以加强平台劳动者的保险保障,特别是加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从劳动者的工作特性和实际需求出发创新商业保险产品;可以持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延长劳动者的职业寿命,使其无论是转换行业、城市还是回归农村就业都能具有获取收入的能力;可以更多关心劳动者在城市和农村生活的家人,特别是助其子女改善教育条件,在为劳动者平台就业消除“后顾之忧”的同时,为打破城乡、地域、群体之间发展差距的代际传递奠定基础。

  (二)消除各地“数字孤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借助数字化手段提质增效、优化农村公共服务,是破解“城乡分治”、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过去的较长时间内,“软”“硬”公共服务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失衡,成为乡村振兴的制约瓶颈。通过引导科技平台更多参与乡村振兴的数字底座建设,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科技手段,可以整合分散在政府部门、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数据资源,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进而提高乡村医疗、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在线、实时追踪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基础设施高效建设、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一方面避免无效投资、盲目蛮干;另一方面有的放矢地减少和消弭农村地区面临的数字鸿沟、数字歧视和数字依赖。

  加强数字治理能力还体现在农民和农村相关经营主体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比如不同于大中型企业和一般的城镇职工,农村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往往相对缺乏优质、足额的抵质押物和丰富、规范的征信数据,在传统银行审贷思路下难以得到应有的融资扶持;但相关主体通过参与平台交易,能够积累大量真实可靠的票据、应收账款、物流周转、知识产权和更多行为数据,可以也应当成为重要的增信条件。同样,进城务工、灵活就业人员在成为“新市民”的过程中,面临在就业、创业、买房、租房、医疗、养老等方方面面的现实困难,平台消费和履约还款等数据也应成为其在各类场景下获取金融服务的有效参考依据。

  (三)夯实发展基础,构筑农村电商互利共赢的“内循环”。近年来,农村电商已经取得快速发展,但仍然面临诸多突出问题和挑战。比如农村基础设施仍较薄弱,三级物流体系不完善、末端服务能力不足,特别是其中生鲜产品在冷链运输、冷冻仓储、冷链配送体系等方面仍有明显短板,由此增加了物流配送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和服务体验,出现了农产品“难出村”和工业品“难进村”的双重困境,极大地阻碍农村电商进一步规模化发展。对此,仅依靠政府主导或市场自发优化都存在各自难题,应更多注重发挥科技平台的联结和协同作用,特别是在供需两端聚合优势资源、突破关键卡点。在城乡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兴、市场共赢、服务共享等方面,可以依托科技平台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建立起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乡村振兴、产业振兴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