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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学贯中西的大家

  如今,人们对马寅初的了解大多还停留或限于人口学家上。其实,马寅初不仅是人口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曾担任过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就经济金融问题发表过多本专著和多篇专文,并担任过多家银行的“智囊”乃至“总发行人”。由他主持起草的《银行法》(1931)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银行法。

马寅初像

  资深金融家

  马寅初(1882-1982年),名元善,字寅初,浙江嵊县(今嵊州)人,著名经济学家、银行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1949年,他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马寅初因生辰为“马年马月马日马时”而被乡人认为“五马齐全,必定非凡”。1901年他考入北洋大学,后被公费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读完硕士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应用经济学,191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抱着“为国牺牲”“为社会服务”之理想回国。1916年经蔡元培举荐至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兼主任,主要讲授银行学、货币学、保险学、汇率论等应用经济学课程,这在当时都是很新的专业,1919年他又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此后相继在上海商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重庆大学商学院等院校教授经济金融学。

  马寅初不仅仅是“学院派”,还涉猎银行实务。他与中国银行的渊源最深,自1917年受聘为顾问起,他先后担任过该行总司券、研究员、常务董事等职,长达65年之久。此外,他还躬身参与了不少中小银行的实践。如1920年他受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之邀,任该行顾问和交易所所长;1928年,又应邀担任上海俭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1933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至中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监察人。这些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他的学术研究。他先后撰写了《中国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中国之新金融政策》《通货新论》等一大批金融专著,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经济金融学家。

  马寅初主持操刀了当时很多重大金融改革。1917年马寅初协助梁启超(时任财政总长)完成币改计划;针对大批外资新式银行落户上海、天津等租界,他亲自南下上海牵头组建“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并成立了国内最早的专业经济学术研究团体——经济研究会,旨在加强金融界、学界与商界联络,共同发展进步,协力抵御外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第一个宣介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中华银行论》中介绍了再贴现工具,又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推动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等。这种教学、实践、研究和组织相长的经历,使他成为民国经济金融界的权威,从而担任立法院委员(连任四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主持制定了不少金融法规,如《票据法》《交易所法》《银行法》等。

  碑帖融合

  马寅初还是一位精通翰墨、造诣颇深的书法家。或许,由于马寅初的留学经历,公众以为他受“西学”影响较深,对传统文化和艺术可能没有那么热衷。然而,了解马寅初的人都知道,以“新学”立业的他,骨子里却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文人士大夫。况且,幼时接受的四书五经、对偶描红这些最传统的“老式”教育对其一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从他存世的墨迹来看,走的是碑帖结合之路,尤擅楷书、隶书和行书,偶作草书、篆书,亦可一观。作为其“看家本领”的楷书,大致有两种风格:其一,是“颜筋柳骨”的唐楷,横细竖粗,抑扬顿挫,棱角分明,攲侧相倚。如《求气应声》《浙江省田赋一览表》《拨开云雾方见天日》等,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其二,是受北朝元魏书风尤其是《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等魏碑一路的影响,字形或瘦长,或宽博,结体以奇为正,用笔斩钉截铁,笔锋犀利豪放,给观者以蓬勃向上之气,体现出深厚的笔墨功底和内蕴所在。如《经济学报》《西华经济》《百年树人》等作品,书写者的智慧跃然纸上,才气彰显字间。由此可见,一方面晚清碑学大兴,马寅初身处这一时代洪流中,亦深受熏陶,不能例外;另一方面,这种唐楷与魏碑交替并进、相得益彰的书风,呈现出书家身居庙堂之高而心处江湖之远的历程。

  不得不提的是马寅初的隶书,取法正脉,笔笔中锋,《曹全》《乙瑛》《礼器》等经典汉碑的痕迹与气息若隐若现,初看似波澜不惊,散淡无奇,实质外表温润而内含锋芒,尤其是运笔细腻,变化丰富,不落俗格,有的作品还颇得汉简帛书之趣,笔画圆劲,质朴古雅。《乐庵室》《银行期刊》《经济匡时》及为“中华人寿保险协会”题词等都是其不同时期隶书的代表作。

  行书作为实用性书体,他写得比较多,且常见于手札、文稿、题签一类。由于这类作品尺幅较小,书写者在写时的心态相对比较放松,通常会将注意力放到遣词造句上,而对书写工具与书写技巧往往不太在意,写得好坏或精致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写状态、书写时间和文本内容编撰的难易程度,故对书写者的书写技巧、文字能力、学识修养等都是全方位的考验。马寅初的行书内容也多为实用文本,无论是题字题签,还是信札手稿,都在随意中透出一股韵度高古、骨势洞达的气息,且带有明显的碑意,如《经济学报》《经济杂志》和为怀集县图书馆题词等,都是碑帖融合的精品。尤其是他为经济学家漆树棻题写的书名《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这八个字,用笔厚重,结体取苏(东坡)字的“扁”势,整体略呈左倾,特意强化“捺”笔:逆锋起笔,中驻而右行,末端蹲锋而平出后即上扬,收笔处棱角分明,笔势开张。笔者以为,此作实不输康有为、陆维钊。

(本文图片系马寅初书法作品)

  众所周知,马寅初是性情中人,但其作书却以正书为主,很少写草书。但要么不写,一写就激情四溢,一泻千里。如他应同窗彭用仪之嘱写下的《临江仙》上阕,颇得“草圣”张(旭)、怀(素)之意,点画纷披,笔势延绵,率意驰骋,时见飞白,形章如卷,满纸云烟,见情见性。无独有偶,《中国战时经济志》题签也是其目前唯一可见的篆书作品,金文篆法,秦简结构,浑然一体,新意自出。这也充分印证了他学习书法系余事心态、专业追求。

  文人风骨

  书如其人,书为心画。这些元气淋漓、刚柔相济的墨迹,不仅展示了马寅初卓尔不群的书风书貌,也显示了其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品操。比如,1934年春夏之间,他在各种场合提出应趁《储蓄银行法》颁布之机果断禁止有奖储蓄,并直指当局的财政部因有奖储蓄可征收大量印花税与特税而不愿取缔万国储蓄会,要求其“以身作则,除去此种恶税,断不可爱惜区区收入,任其流毒无穷也”。在其呼吁下,“取缔有奖储蓄案”终于在当局财政部会议上通过,但财政部却迟迟不肯执行相关法律。为此,当局财政部与马寅初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并不断升级,当时的南京《中国日报》以社论形式批评马寅初。但他始终以学者立场和学术角度出发,坚持己见,毫不让步,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后来,他在《余对于读书之经验》一文中写道:“盖读书者当以读书为目的,不当以读书为求显达之手段。” 这也表明了他的读书人本色与风骨。又如,在抗战这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内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在重庆大学任教授的马寅初挺身而出,写文章,做演讲,激烈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通货膨胀,矛头直指当时国内财阀家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囚禁于集中营达数年之久。但他没有屈服,始终坚持爱国爱民的斗争。宋庆龄赞他:“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东坡道出了读书与写字的关系。学人书法重点在于“学问”,正是这些“无心”于书法的“笔墨”,才是中国文化与艺术流变中真正的书法。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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