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专家访谈CURRENT AFFAIRS
专家访谈 / 正文
2021:抓紧“求稳”“防险”发展主线

  王爱俭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民建中央财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天津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汇率体制改革与国际金融创新研究。 

  2020年以来,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发展中稳中求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任务较以往愈加重要,迫切需要发挥好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明确指引。日前,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天津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爱俭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金融业应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提升金融服务能效,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支撑。然而,我国金融业发展道路上仍有诸多难题尚未解决,唯有于过往经验中汲取力量、从发展中把握趋势、在改革中寻求突破,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全球经济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此背景下,我国能够成为世界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是全国上下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的结果。您如何评价过去一年金融在我国经济正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王爱俭:2020年,我国金融体系在困难中求进步,于挑战中稳前行,主要金融指标运行符合预期,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为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等重点工作推进营造了稳健的金融环境,也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

  第一,我国货币信贷增长已基本实现年度既定目标,精进务实的货币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货币总量适度,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政策目标实现,其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逐步得到凸显。第二,我国信贷结构趋于优化,金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大力度扶持小微企业,深入助力这一“稳企业、保就业”的市场主体发展,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高质量的金融支持。第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金融系统着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改革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推动了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第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成为我国金融业在抵御疫情影响和外部风险冲击下守住风险底线的重要原则。

  当然,在取得一系列值得肯定的成果下,金融发展存在的中长期问题仍须从“持久战”角度加以认识。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以高质量为特征、以供给侧为主线的发展新周期已正式启动。我们应清醒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难点问题,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正居历史高位,随着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变化以及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转向,外部不确定性加大。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会面临哪些挑战和变化?

  王爱俭:2021年国际国内形势仍呈现较大不确定性。短期来看,我国取得了经济增长与疫情防控的双胜利,但未来一段时期仍将面临国内外两个市场、经济供需两端同时承压的严峻状况,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复杂态势。经济复苏务必要抓紧“求稳”“防险”的发展主线。

  其一,新冠疫情恢复预期尚不明朗,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博弈在诸多领域仍有叠加之势。2021年新冠疫情的再度暴发将引发全球格局重构加速,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持续呈现低增速、高杠杆率之态势。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持续存在以及防疫防控措施、纾困政策的继续实施,将深刻影响经济复苏进程,全球经济可能再度陷入停摆状态。疫情后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推高了全球债务水平,传统和非传统领域风险交织叠加,可能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从而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一定冲击。

  其二,经济复苏基础须进一步巩固,内需势能有待加强,潜在金融风险依然不容忽视。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恢复缓慢、投资需求内生动力不足,需求势能减弱可能进一步向生产端蔓延,制约经济反弹力度。疫情的局部地区反弹和外部输入风险依然存在,其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接触性”经济活动的影响将持续深入。终端需求不振、产品销售不旺导致供给需求“双萎缩”的风险不容忽视。与此同时,无论是总体杠杆率还是分部门杠杆率均出现反弹迹象,中小银行风险加速积聚,其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更加集中。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主营业务下滑、收入回款变差以及财务费用上升,将会导致现金净流入缩减,偿债资金来源减少,企业债违约风险或将有所上升。

  其三,数字经济引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国内市场潜力、投资增长后劲将持续释放。数字经济在疫情中发挥了经济“稳定器”作用,疫情之后其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增强,经济线上化、数字化趋势显现,我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此外,我国在市场规模方面存在优势,不仅包含劳动力、消费、产业、创新、金融、物流、房地产等各领域,而且在商品、服务以及要素等方面存在市场优势。在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基础上,加之一系列利好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中等收入群体将有所扩大,国内消费潜力释放步伐加快。未来,新基建投资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也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投资仍在托底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超大消费市场规模优势、投资持续发展等将为我国经济提供强劲的复苏动能。

  其四,宏观政策回归常态,政策退出避免急转弯,更加注重连贯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2021年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归正常轨道,宏观政策强调不转急弯,不会快速收紧或退出。政策操作将更加精准有效,避免大收大放,在“立足当前”与“跨周期调节”之间实现平稳过渡,保证宏观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经济恢复提供支持。未来,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着重做好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更加注重平衡好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的关系。针对金融领域的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等潜在风险,政策将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金融市场法治,宏观经济政策综合协调性将逐步加强。

  其五,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标准、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将逐步形成。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不断巩固,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显著提升,未来我国将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平台的优势,积极搭建各项对外开放平台,逐步加快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消减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加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自贸区、自贸港窗口的作用也将得以充分发挥。同时,我国将积极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负面清单和扩大应用范围,在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等方面,实现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切实为各类市场主体解决投资过程中的难题,破除发展道路上的制度障碍,将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标准,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改革开放红利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强劲动能。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那么,金融如何发力来助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呢?

  王爱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新跨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从多个维度精准发力,解决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中国经济换挡奠定基础。

  第一,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服务“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扩大金融开放是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动,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推动金融开放措施切实落地。首先,要优化对外开放架构与规则,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可对重点区域开放加码提速,深入推进京津冀、粤港澳与长三角地区协调联动发展,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其次,要扩大跨境人民币覆盖范围,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多元的金融服务。要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多方合力共同支持更多小微企业享受使用本币结算带来的实惠便捷。同时,要兼顾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建立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金融监管机制。在全球危机源和动荡点显著增多的环境下,我国应制定并持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着力提升国内监管效率和水平。要坚持完善监管职能,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及时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各类风险。

  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去年我国金融数据总体保持稳定,这得益于稳健货币政策的坚持贯彻。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好货币政策的推动作用,保障政策操作的精准有效、不急转弯。首先,应把握好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和节奏,发挥好货币政策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和优化转型的支持引导作用。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方面,要加快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充分释放市场贷款利率下降潜力,切实减轻企业融资负担。其次,应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方式,着力改善当前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政银企对接活动,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市场化为导向,引导资金流向小微、民营等普惠领域。同时,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明确政策分工,构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以实现统筹协调、综合施策。

  第三,加强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市场需求萎缩,在全面激发消费潜力方面,金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将消费潜力转化为发展动力的重要助推器。首先,我国可鼓励商业银行和互联网企业积极作为,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以及银行网点覆盖面广的优势,打造以消费为特色的网点机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等手段,提升消费信贷投放的精准性。其次,可立足于消费在需求端出现的新特点,将金融服务精确“滴灌”到具体的消费场景中去,增强金融服务的有效性、针对性,以创新型消费信贷模式、金融产品以及金融服务方式为推手,着力加强对中低消费群体的金融扶持力度,挖掘国内消费潜力。同时,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实现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完善相关监督保障体制,营造安全放心的金融消费环境,进一步提升消费的可获得性。

  第四,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以数字金融为抓手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初心。目前数字科技成为中国抗击疫情的“硬核”力量,为疫情下推动经济复苏提供了新解法。金融业必须迅速适应数字化转型,以全方位的重塑高质量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首先,我国要加快形成各具特色、具有梯次的科技发展布局,将数字元素纳入国家总体增长和发展战略当中,推进金融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创新演变。其次,应较以往更加注重技术的推广及应用,不断扩大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的适用范围。要充分考察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和可获得性,找出在数字金融包容性方面尚存的差距,要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基础技术原创能力,探索解决差距的可行方案来增强金融普惠程度。同时,相匹配的数据治理、技术成熟度、监管也要并驾齐驱,并逐步扩大开展金融科技监管应用试点,实现各项金融监管要求在业务操作层面的内嵌。

  第五,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在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目标的重要环节和枢纽。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切实助推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首先,可依靠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我们应改变以往的财富管理业务模式,抓住股票市场注册制的历史机遇,加快资本市场中的资本形成,增强金融系统弹性。其次,要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与配置资源功能,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充分激发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对创新的引领支持作用,形成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有力支撑。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结构,积极与国际接轨,建立健全双向开放的制度体系,提振市场信心,吸引境外投资者入驻国内金融市场,实现资本供给提质增效,助力我国资本市场走向国际化。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