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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内生化转变

  面对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面对仍然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应如何进一步增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针对宏观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

  2020年中国经济呈现三大亮点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而凭借着制度优势和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有力应对,中国成为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请您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一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呈现出的亮点。

    丁安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年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剧烈下滑6.8%,但受益于高效的疫情防控和宏观逆周期调节政策,经济修复动能不断增强,四季度增速回升至6.5%,全年实现2.3%的经济增长。其中亮点主要包括:

  首先,出口呈现高景气度。2020年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政策和防疫强度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政策上,欧美以支持居民部门为主,我国以支持实体企业为主,表现为欧美向居民派发现金,中国为企业减负让利。从经济运行的结果看,欧美家庭获得现金资助,消费反弹强劲而企业生产受损;中国防控措施严厉有效,消费受损而企业生产强劲。中国和外部世界在疫情期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中国生产替代海外进口(进口替代),海外需求向中国外溢(出口替代)。正因为如此,从出口看,从去年4月开始,中国商品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明显上升;从进口看,国产替代了部分进口。这导致贸易顺差扩大,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

  其次,制造业投资增速在下半年转正,并实现连续5个月正增长,增长动能来自三方面:一是出口需求强劲。由于海外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防疫物资出口增速尽管回落但仍处高位,“宅经济”商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传统商品如家具、家电、灯具等出口增速不断上行。二是企业盈利和信心不断改善。去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4.1%,12月当月同比增速达20.1%。三是新经济投资增长迅猛,主要包括医药制造、通讯电子等行业。

  再次,逆周期调节政策起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政府迅速响应,货币政策边际放松,且节奏前置、力度加码;财政政策采取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在及时有效的逆周期政策托举下,去年我国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率先复苏,全年增速保持韧性,为经济实现正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球经济将出现分化式“疫苗复苏”

  《金融时报》记者:虽然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已逐步恢复常态,但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您认为下一阶段全球经济将会持续性衰退还是有望重回复苏轨道?这样的外部环境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丁安华:2021年,随着疫苗推广起效,全球经济将步入“疫苗复苏”时期。只要病毒变异不令疫苗失效,美欧在完成医护人员及老年人等高危人群的接种后,新增死亡人数就将大幅下降,这将极大缓解医疗系统压力,并提振公众信心,美欧经济在夏季到来之前就会明显回升。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疫苗可得性受限,经济修复将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

  美欧经济复苏之下,我国出口的复苏效应逐步上升,但去年以来外贸的替代效应将显著衰减。美欧经济复苏将首先表现在生产上,中国生产的替代效应将因此逐渐消退,使得中国商品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逐步降低,回到疫情前水平。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回暖之下,复苏效应带来出口市场扩大。我国尽管可能失去部分市场份额,但在今年大部分时间仍将得益于全球贸易份额的扩大,享受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外需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口替代效应的衰减,还叠加多方面不利条件。一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二是疫情期间各国对中国产品的过度依赖,不可避免地引起发达国家的排斥,可能加速我国出口市场的流失;三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更多将集中在服务业,对我国商品出口的提振有限;四是随着疫苗起效,此前高企的医疗器械、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因此,出口景气对我国经济的提振作用最早可能在四季度,最迟明年上半年将出现明显下行。我们要平稳地切换经济增长的引擎,未雨绸缪。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消费,正如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促进消费”,也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

  在战略机遇期我国政策的着力点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科学部署,狠抓落实,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请问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都有哪些新变化?我们应当如何把握机遇?又该怎样防范和化解风险?

  丁安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优势持续存在,支撑我国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迈进。

  把握战略机遇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开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在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展开各项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同时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二,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聚焦解决产业链上“卡脖子”的环节。第三,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方面扩大消费,包括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等;另一方面引导投资,重点聚焦新基建、新制造、城市旧改、现代物流体系等领域。

  政策应重点关注三个领域的风险,同时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一是房地产风险。政策一方面应坚持“房住不炒”,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所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挤占实体经济金融资源、扩大贫富差距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监测房企资金链安全、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及流动性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二是为应对疫情冲击,去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攀升较快,今年“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经济工作要求意味着广义货币供应量(M2)、社会融资增速将有所下行,风险资产对流动性敏感度将相应上升,政策应注意不急转弯。三是科技、资本和数据的过度集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福利,扩大贫富差距,妨碍公平竞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调“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未来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的监管将趋于严格规范。

  从畅通双循环的角度理解需求侧管理

  《金融时报》记者: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需求侧管理”。您认为应当如何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动态平衡?

  丁安华:今年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建立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这意味着,当前语境下的“需求侧管理”,需要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来理解。双循环建设的重点,在于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实现国内国际循环的畅通。这不仅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还需以扩大内需为基点,加快需求结构转型升级,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赖国内市场,进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需求牵引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拥有超大规模且不断发展的消费市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级的扩大,人民需求不断升级,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但当前我国高端产业仍存在明显短板,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这就需要以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水平,增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

  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角度来看,每一次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都会诞生新的产业,出现新的产品,催生与之相对应的新需求。“十四五”期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将持续攀升,中高端有效供给有望快速增长,从而使更多潜在需求得到释放。预计未来随着信息、生命、材料、能源等领域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更多消费场景、模式和产品将被创造出来,居民消费将再上新台阶。

  从顶层设计入手引领科技创新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八大重点工作任务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处于首位。您认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着力点在哪些方面?

  丁安华:当前我国正转向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置于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重点工作的首位,足见国家对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点,应落在国家对于科技创新的系统性、战略性、基础性支持与引导上。

  首先,应从顶层设计入手,明确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与时间节点,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在重点方向上的引领作用,并加强知识产权与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保障,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资金、人员投入到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去。

  其次,应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聚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攻关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科技等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解决在基础软硬件、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最后,应把基础性研究作为长远发展的根基,通过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拓展前沿研究领域、选拔优秀领军人才、建立高水平创新基地,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

  切换经济增长引擎以维持复苏态势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应当如何在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同时,维护经济复苏态势,增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

  丁安华: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衰退等内外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经济复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去年冬季以来,全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复,中高风险地区对人员流动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限制措施,经济修复不可避免地将受到冲击。

  最优的防疫政策,关乎其强度。疫情发生后,理性决策的目标应是最小化疫情的经济成本,即最小化疫情损失与防疫成本之和。若疫病损失大于防疫成本,加强防疫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反之则得不偿失。

  事实上,从过去一年人类与病毒抗争的经验看,全球新冠病死率不断走低,疫情的经济损失更多来源于隔离封锁等防疫政策。因此,疫情防控切忌“一刀切”式封锁,而应在常态化防疫、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应尽可能地减小防疫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一是做好疫情的常态化防控。针对当前暴露出的农村、小城镇等防疫薄弱环节,应加强日常监控,建立健全制度化管理流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应对,避免因日常疏于防控而导致疫情大面积暴发,对经济造成冲击。二是做到疫情防控的精细化管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对感染者的密切追踪、对病毒的精确溯源、对密切接触者的广泛搜索,进而达成对病毒的精确隔离,避免因局部疫情反复导致的大规模、长时间经济活动停滞。三是在疫苗有效性得到科学验证的前提下,我国应提前准备,优化疫苗生产、分配、接种、监测流程,尽快实现大规模接种,早日实现疫苗所带来的群体免疫。

  最后,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国还需平稳切换经济增长引擎,以维持经济复苏态势,保持经济的活力与韧性。如前所述,未来随着欧美国家步入“疫苗复苏”时期,我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将逐步减弱,出口景气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可能逐渐丧失动力。在此背景下,应推动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内生化转变,根本在于扩大内需,通过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等举措,增强消费引擎的动力。

  相关链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宏观经济预测课题组:

  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18%左右,之后逐季放缓至9%、6%和5.5%左右,趋近我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据此,课题组预计2021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会达到8.2%至9%。

  随着经济修复动能逐渐减弱,尤其今年下半年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之后,经济增长可能因动力不足而再次面临较大压力。全球大部分央行维持低利率环境以应对经济冲击,目前欧美日央行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加息。

  课题组认为今年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精准调控,重点施策,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形成支持;在财政政策方面,2021年应温和适度回归,不急转弯。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必须破题关键挑战,包括: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相对闭环,提升消费占比,应对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变迁,应对收入分配结构和格局变化,推进城镇化,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和研发效率等。

  2021年预期在以下领域将出现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改革举措: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科技创新”领域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产业结构升级;都市圈建设等。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21是实施“十四五”规划,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由于开年疫情还在持续,课题组利用国际最前沿的宏观经济预测方法—即时预报(Nowcasting),根据中国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24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月度和季度混频数据,得到GDP季度增速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增速预测结果。模型预测结果显示,由于2020年一季度的低基数,2021年一季度的名义GDP同比增速达到19.21%,但随后的二季度至四季度的名义GDP同比增速逐渐回落至8%左右,分别为8.61%、7.73%、7.95%,全年同比增速为10.58%。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国2021年四个季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6.71%、6.11%、5.53%和5.45%,全年同比增长8.08%。如果疫情延续2020年二季度及其后的形势,我国2021年四个季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速可能分别为:13.71%、5.01%、4.43%和4.35%,全年同比增长6.60%。

  课题组对2021年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的建议:首先,坚持防控不松懈,并处理好政府防控疫情与市场调节经济的关系;防控应当精细化设计和实施,既要防控住疫情,又要尽最大可能使消费和生产服务正常运行。

  其次,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盘活城乡闲置和低利用土地要素与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要素相组合,更大力度放开人口、劳动力、土地、住房宅院、资金、技术等的城乡双向流动,稳定并鼓励资本有机构成低、容纳就业量大的个体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保持和稳定居民收入、支出、消费和生产间的流动和循环。

  最后,考虑全球经济模式转向高债务化趋势,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进生产和生活资料性土地的资产化改革,以夯实债务资产信用保证的基础和人民币币值稳定土地资产之锚。 (紫藤)

  

责任编辑:杨喜亭